学科是高等教育体系的基础单元，是高校实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核心载体。学科设置的动态调整不仅关乎学科自身的生存发展，而且对于高等教育的结构优化及其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能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入结构调整与内涵提升并重的新阶段，原先以扩张为导向的学科设置机制逐渐难以适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着力加强创新能力培养。完善高校科技创新机制，提高成果转化效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亦对优化学科结构、推动学科融合与前瞻布局作出系统部署，强调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支持濒危学科和冷门学科。为此，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和教育部于2025年4月召开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工作推进会，进行专项部署。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需求愈加迫切。高校是国家战略人才的培养基地，如何通过科学合理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优化学科结构，实现学科设置、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社会需求的精准对接，成为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关键课题。因此，亟须系统梳理现实困境，深入借鉴国际经验，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路径，推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学科结构体系，从而为高水平人才培养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面对全球高等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态势，推动学科设置动态优化已成为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的关键路径。我国高等教育正处于内涵式发展的重要阶段，应积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结合国情进行本土化转型，探索契合自身发展的学科设置调整路径。中国人民大学评价研究中心发布的“2023年高等教育强国指数”数据显示，世界高等教育体系根据发展阶段可分为“六大方阵”，美国独占第一方阵，以绝对实力领跑，中国、日本、英国、德国等为第二方阵的代表国家。鉴于此，本研究主要以美国、英国、日本、德国为例，从社会需求导向、政府宏观调控作用、高校办学自主权以及质量评估体系四个维度，梳理主要发达国家在学科设置调整方面的有效做法与成熟经验。

（一）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精准对接产业发展

主要发达国家在学科设置调整中普遍将社会需求作为核心驱动，通过构建多元、高效的需求传导机制和深度的产教融合模式，实现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精准对接。以美国为例，美国高校秉持20世纪初产生于威斯康星大学的大学办学思想——“威斯康星理念”，强调“为社会服务”的办学方向，在产业集聚区域形成独具特色的学科布局。例如，作为全球科技创新的核心区域，硅谷汇聚了苹果、谷歌、英特尔等高新技术巨头。硅谷周边的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及圣塔克拉拉大学，依托区域产业优势，重点建设计算机科学、电子工程、人工智能等学科，每年为硅谷输送超2万名专业技术人才，形成“教育-产业”良性互动生态。美国政府还通过构建开放透明的就业市场信息预测体系，为学科调整提供科学依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每两年发布《职业展望手册》，基于大数据分析预测未来10年就业趋势，详细列出各行业岗位需求、薪资水平及技能要求，促使高校因需增减相关专业或课程模块，有效提升高等教育供给的适配性。在日本，文部科学省要求高校在申报新专业时必须提交企业调研材料和就业趋势预测，在相关评审过程中也会邀请企业代表参与，确保专业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劳动力市场需求紧密衔接。英国高校广泛开展“校企共建”，在医疗、工程、数字产业等重点领域设立产教融合型专业平台，通过行业参与实现教育内容与岗位能力标准的有效对接。德国重视推动职业教育体系与产业结构相融合，其应用科技大学的学科设置具有高度实践导向特征，核心是“双元制学习”模式。学生在企业接受实践培训与在大学学习理论课程交替进行（通常3个月轮换），企业深度参与教学计划制定并提供实习岗位和论文课题。课程内容更新紧跟合作企业的技术发展。德国还通过“卓越战略”强化研究成果转化，获资助的“卓越集群”由大学牵头并联合研究机构及企业共同组成，其研究方向与人才培养聚焦未来产业关键领域，有力推动了学科前沿与产业需求的深度融合。

（二）强化政府引导职能，把握宏观调控边界

各国政府运用多样化的政策工具，在学科设置调整中承担“方向把控者”与“制度建设者”的职责，通过设立分类目录、制定基本规范、配置专项资金等方式，引导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与区域发展目标。美国建立联邦与州两级协同调控机制，联邦政府通过认证机构监管、学科目录管理、科研基金定向投放等手段，引导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如在国防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布局重点学科；州政府则以预算分配为杠杆，通过调整公立高校师资编制和招生计划，推动高校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在政府职能定位上，各国均强调有限干预原则。美国联邦政府仅直接管理军事院校，将高校办学资格认证委托给19个区域性民间机构，体现出政府政策引导与高校自主管理之间的良性互动。英国政府设立“教学卓越框架”和“科研卓越框架”，推动高校从人才培养质量和原始创新能力两个维度优化学科资源投放。日本通过《大学设置基准》划定学科设置基本框架，建立统一规范，对课程门类、教学资源、人才标准提出基本要求，在保证国家整体高教布局有序的同时，充分保留高校专业自主设定空间。德国实行州政府主导、联邦协调的方式，其文教部长联席会议在协调各州高等教育政策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联邦政府主要通过“卓越战略”和德国科学基金会的科研资助进行宏观引导，重点支持前沿研究与顶尖人才培养。

（三）保障高校办学自主权，激发基层创新活力

发达国家普遍注重赋予高校充分的学科调整自主权，构建以院系为核心的基层创新机制。美国高校在学术事务上享有高度自治权，学科调整决策权下沉至系（院）层面。教授团队可通过市场调研、行业需求分析和数据分析模型，自主提出专业调整方案，并灵活调整教学计划。斯坦福大学推出的“开环大学”模式，允许学校自定教育节奏，让任何年龄段的人都能随时入学，打破传统学科壁垒，构建跨学科研究中心和创新教育项目，吸引企业参与课程设计与人才培养，能有效提升学科的社会适应性。英国高校采用自下而上的学科决策机制，专业设置与课程开发由授课教师主导，经院系学术委员会审议后提交校务委员会批准。这种机制充分尊重具有实践经验的一线教学人员，确保学科设置贴近行业需求。日本于2004年启动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将学科设置权下放至高校，允许其根据市场趋势、学术前沿和自身定位制定学科发展规划。例如，东京大学设立跨学科创新研究生院，整合医学、工学、信息科学等领域资源，开展前沿交叉研究，形成独特的学科优势。德国秉持学术自治传统，其大学传承洪堡“教学与科研相统一”“学术自由”理念。教授在各自领域拥有高度学术自主权，涵盖研究方向和课程设置，此乃基层活力的重要源泉。德国还赋予应用科技大学充分的实践导向自主权，其专业设置紧密围绕地方产业需求，专业委员会常包含企业代表，可根据地方产业特点和企业合作需求，及时调整课程内容、设立新的应用型专业方向。

（四）构建多元质量评估体系，强化动态监督机制

科学的质量评估体系是学科设置调整的重要保障。英国建立了全球领先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通过教育标准局、“教学卓越框架”和“科研卓越框架”，实现对学科设置、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的全周期评估。同时，引入第三方认证机构参与评估，如英国工程技术学会、英国计算机协会等专业组织的认证结果，直接影响着高校相关学科的资源配置和招生规模。日本通过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构建了多元化评价机制。在高校学科评估中，校外专家委员会的评审意见占比超过50%，重点考察企业需求匹配度、毕业生就业质量和社会服务能力。改革后，高校普遍建立起动态调整机制，如早稻田大学根据企业反馈，每年对10%的专业课程进行更新，确保学科设置与市场需求同步。这种多方参与、结果导向的评估体系，有效推动了学科的持续优化与发展。美国高校强调数据驱动，通过毕业生就业统计、职业流动跟踪、用人单位满意度调查等方式，评估专业建设质量并据此对课程体系作出微调，形成动态反馈系统。德国综合运用第三方监督与数字化评估方法。一方面，推行项目评估，聚焦学位项目整体的培养目标、课程结构、学习成果与资源保障；另一方面，利用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和高校信息系统等平台，追踪学生流动、学业进展和早期职业发展情况，为评估提供坚实数据支撑。

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优化学科设置调整机制，是推进高等教育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路径。面向未来，应加快完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进一步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新时代高等教育学科专业体系改革的决策部署，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主动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通过学科专业的设置、调整和优化，形成独特的学科专业集群，构建适应高校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学科生态体系，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为以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一）增强调整机制的战略导向性，促进学科专业与创新需求紧密对接

首先，必须以更加精准的战略引导机制推动学科设置与国家重大战略协同。一是加强对科技和产业创新趋势的研究与预测。鼓励和支持高校与科研院所、行业协会、企业保持密切联系，及时了解科技创新趋势、产业发展动态和人才需求变化。搭建国家学科专业动态监测和预警的整合平台，借助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精准分析学科专业与人才供需状况，定期发布产业发展报告和人才需求预测报告。二是紧密结合科技和产业发展需求变化及时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对于新兴产业相关专业，加大资源投入，加快专业建设步伐，培养适应新兴产业发展的创新型人才。对于传统产业相关专业，结合产业转型升级需求，优化课程体系，更新教学内容，增加现代技术和管理知识的比重，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跨学科知识结构的应用型人才。深化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推进学科专业交叉融合。三是建立高校与企业深度合作的长效机制。鼓励企业参与高校人才培养全过程，从专业设置、课程开发、教学实践到学生就业，实现校企全方位合作。通过共建产业学院、实习实训基地、研发中心等平台，加强高校与企业之间的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推动高校根据市场需求开展科研项目研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四是推动传统学科转型升级与交叉融合发展。对于传统专业，应注重课程体系的优化与数字化转型，推动在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领域广泛融入大数据、平台经济、人工智能等现代知识模块。对于交叉学科，应设立专门认定目录与评估标准，鼓励高校自主设置交叉型学位门类，并通过政府专项经费予以支持。

（二）优化资源投入机制，构建均衡可持续的学科发展生态

当前，高校资源配置不均已成为制约学科结构优化的重要瓶颈。为此，应从财政、项目、人才三方面协同发力，建立更加科学公平的资源分配机制。一是加大对基础学科和新兴交叉学科的支持力度。在科研项目立项、经费资助、师资引进等方面，向基础学科和新兴交叉学科倾斜，吸引更多国内外优秀人才投身基础学科和新兴学科教学和科研工作。二是加强对地方普通高校和民办高校的资源扶持。加大对地方普通高校的财政投入，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鼓励社会资本投入民办高校，通过财政贴息、税收优惠等政策措施，引导社会资金支持民办高校学科专业建设。建立“双一流”高校与普通高校之间的学科资源共享机制，促进优质资源向地方普通高校和民办高校流动。三是加强对资源使用的管理和监督。对高校的教学设备、实验室、科研经费等资源的使用情况进行定期监测，推动高校之间、高校与科研机构之间的学科建设资源共享，提高学科建设资源的整体利用效率。四是拓展社会资源参与机制，探索政府引导、校企合作、产业出资、地方配套的多元投资体系，鼓励行业龙头企业联合高校设立“产教融合实验室”“协同育人专项”，推动学科设置与新兴产业深度耦合。五是健全资源使用监督机制。建立学科经费绩效评估与退出机制，确保有限资源向重点、紧缺、助推高质量发展的领域倾斜。

（三）完善审批管理体制，提升制度运行的高效性与灵活性

当前审批流程冗长、目录更新缓慢等问题导致学科设置调整响应滞后，需加快构建灵活高效的管理体制。一是简化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流程。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审批平台，实现高校专业申报、材料提交、专家评审、结果反馈等环节的全流程数字化管理。设立“绿色通道”，对于符合国家战略需求、区域重点产业发展方向的新兴专业，实行快速审批机制。二是完善分层分类的专业设置标准体系。对于基础学科专业，重点考察师资队伍的学术水平、科研能力以及学科传承性；对于应用型专业，突出企业参与度、实践教学条件、毕业生就业质量等指标；对于新兴交叉学科专业，强调多学科融合能力、创新研究潜力以及与产业的前瞻性对接。同时，定期更新专业设置标准，确保标准的时效性和适应性。三是加强审批后监管。完善学科专业建设质量跟踪评估制度，对人才培养方案执行、师资队伍建设、教学资源投入、学生学习成果等进行动态监管，推动学科专业设置“优胜劣汰”。四是加强学科设置调整的政策引导。鼓励和支持高校根据所在区域的产业发展规划和人才需求，制定学科专业调整计划，引导高校主动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调整学科专业结构。

（四）完善高校专业调整机制，推动高校内部治理协同优化

高校内部学科设置调整常面临多部门分工不清、沟通效率低、缺乏战略引导等问题，亟须提升系统化协同治理能力。一是结合高校分类改革优化学科设置。加强学科专业发展规划，明确自身的办学定位，结合学校的历史传统、学科优势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制定科学合理的专业发展规划。强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国家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作用，注重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学科和前沿学科专业，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和科研领军人物。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应紧密围绕地方产业需求，建设一批与区域主导产业、特色产业紧密对接的应用型专业，强化实践教学，培养应用型技术人才。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应深入调研当地产业结构，了解企业的人才需求，与企业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确保专业设置和课程内容符合产业实际需求。二是建立健全高校内部专业调整协调机制。进一步明确职能部门与教学部门在专业设置调整中的职责和分工。建立定期的协调会议制度，组织各部门共同商讨专业调整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时解决部门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促进各部门形成合力，提升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效能。三是构建科学合理的专业评估指标体系。鼓励高校自主定期对专业进行全面评估。设置涵盖教学质量、师资队伍、科研水平、学生就业等多个方面的评估指标体系，支持企业、家庭、学生个人参与评估指标设计和评估全过程。同时，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收集和分析专业相关数据，为专业调整提供科学依据。四是构建“专家评估-企业反馈-学生参与”三位一体的专业优化反馈机制，广泛吸纳用人单位和行业协会参与专业评价，引入毕业生职业发展数据、学生满意度调查等要素，促进学科设置与人才成长之间的精准对接。

（五）深化开放合作机制，拓展国际视野与外部动能

在日益复杂的全球竞争格局下，推动我国高校学科专业结构对接国际发展前沿和全球人才标准，是提升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和国际影响力的关键。一是鼓励高校设立“国际联合学科”，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绿色经济、气候变化、全球健康、国际传播等领域，主动引进世界一流高校优质课程与师资，实现课程模块与国际认证体系的对接。二是支持高校建设“全球学科观察机制”，定期对QS、THE等世界大学排名指标进行分析，研判世界一流学科发展趋势与创新模式，服务我国高校学科设置优化与国际交流规划。三是加强跨区域协作，推动区域高校联合共建交叉专业、复合型专业，打破学科壁垒与校际壁垒，实现资源共享与结构协同。四是构建“走出去”与“引进来”并重的国际合作机制，拓展国际合作维度与深度。积极鼓励我国高校与海外高水平院校及科研机构探索共建实体化运作的“跨国学科协同创新平台”或“海外联合研究中心”。同时，深化“海外研究生联合培养机制”，通过双导师制、合作研究、分段培养等方式，显著提升我国高校学科建设的国际化内涵、科研全球参与度及高层次人才的国际竞争力。五是筑牢底线，提升开放合作风险防控力。在深化国际合作进程中，需同步强化风险意识与底线思维。高校应建立健全国际合作伙伴资质审查与学术交流内容评估机制，确保合作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与核心利益。加强对师生参与国际活动的行前教育与过程指导，增强其维护国家安全与学术安全的自觉性。探索建立国际合作风险评估与应急预案体系，做到“开而有度、放而有序”，在拥抱全球机遇的同时有效防范化解潜在风险，保障开放合作行稳致远。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